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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人半边天 《半边天》栏目:为那些沉默的女性发声

即便今天看当年的节目内容,仍然会被话题的领先性所震撼。但不幸的是,这也意味着距离’95世妇会开办20年后的今天,女性所面临的问题仍然高度相似,并且尚未解决。

《半边天》关注的,不仅仅是女人说得出来的苦,而是那些说不出来的苦

2002年,《半边天》做了一期名为《我叫刘小样》的节目,引起剧烈反响。

这期节目的主人公——陕西农妇刘小样,在村民眼中绝对算得上一个幸福的让人嫉妒的女人了。

刘小样

丰衣足食、家庭和谐、儿孙满堂。可是《半边天》的主持人张越看到了这里面的“异样”,她知道这个农妇是有“野心的”、是不满足的。

她不穿灰扑扑的衣服,而是喜欢穿艳丽的大红色;她不再讲着一口方言味十足的陕西话,而是学起了普通话;她喜欢看电视,说自己“每天都在读电视,是在细细地像读书一样地看电视的。”

她渴望外面的世界,但痛苦又无力。她不满足于当一个媳妇、儿媳和母亲,她想当一个“人”,一个能选择自己命运的人。

“外面的世界好像离自己很近,好像伸手就可以抓到,而实际上又是那么的遥不可及。”刘小样说自己去了省城,看着街上的行人一个个那么好看,那么时髦,难过的就想哭。

张越问她:“你家后面就是陇海铁路,不远还有一条高速公路,你有没有想过去外面看看?”

刘小样:“想过,但我出不去。如果我去做了,那就不是一个好女人了,家里人和外人都会指责我。”

有理想的人,内心总是无法平静的。她坚定的对张越说:“我宁愿痛苦,也不要麻木!”

这期节目如同一声闷雷,看得人憋屈又震惊。它展现的无非就是现实的一种——一部分有理想的农村女性,活生生的被道德、社会、家庭所捆绑,同时还因为自身教育的缺失而找不到任何出路,她们就只好张着嘴使劲喊,但发不出声音。

《半边天》在定位上有一点很突显,那就是它要为那些“被侮辱被损害被忽视”的女性呐喊,甚至是嚎叫。

《半边天》的灵魂人物:张越 

张越一直被人称为另类的主持人,人们无非意指她富态的外表和特立独行的做派。但真正让她成为另类的,是一种对天下女性的“终极关怀”。

张越

在《艺术人生》节目做客时,张越说自己最希望得到的观众评价是:“我看完你的节目之后,心里好多了”。

张越说:“节目至少要加上宽容、不素,加上一种向善之心,或者说‘神性',史铁生很喜欢说这个词,他的意思是:有限境界对无限灵魂彼岸的眺望,孤苦的个人对广博之爱的盼望。”

面对那些不幸的、卑微的、痛苦的采访对象,她都以一种“媒体人的善意”对待她们。

但善意也有度,同情和关心一旦泛滥反而是优越感过剩的体现。

“很多人根本不需要你去同情她,她们要的就是理解和倾听。”

“他或她成为这样,都有使他们这样或那样的原因......无数的原因造就了她,她在这样的同时,人性中肯定还有另外一样,美的,好的。”

就这样,张越用慢悠悠又浑厚的嗓音采访了一个个有着各种“情况”的女性,她们都在各自的人生中沉浮,什么都有,唯独没有平静。

王小波说,“人的痛苦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。”

诚然如此。但对于女性而言,这种愤怒除了因为无能,更多的是来自于外部世界所带给她的“不能”。

《半边天》把女人和外部世界的冲突和错位展现了出来,让公众看到女性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渴望和焦虑,以及无力,而也许这种复杂性就是这个节目的意义所在。

女人半边天 《半边天》栏目:为那些沉默的女性发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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